斗转星移、光阴荏苒，从2011年第一届“上海樱花节”算起，今年已是第十三届了。作为连续六届“上海樱花节”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对樱花节越办越精彩感到十分欣慰和由衷喜悦。同时，也想借此机会，与大家一块分享当年“上海樱花节”诞生背后的一些有趣故事。在这里，要着重介绍以下几位当事人：

人物之一：费福根，时任顾村公园建设项目负责人。2011年初的一天，老费带着团队来找我，汇报准备办樱花节事宜，说去年和顾村镇一块办过一个小的，效果不错，今年想规模再做大些，所以要请区里支持。我问：你这个樱花节叫什么名称呀？老费说叫“顾村公园樱花节”。我说那还是顾村镇与顾村公园合作办就可以了。他说不行，一定要区里支持才行。看他态度坚决，我告诉他如果要区里支持，这个名称不行，要办就办“上海樱花节”。他一听马上兴奋起来，说那再好不过了呀，转眼又疑惑地问：这可要市里批吧？我说是啊，不过，还要看你们准备得怎样。那时顾村公园种了三百多亩、一千多棵樱花，这规模在当时上海还是很领先的。费福根是位老镇长，经验丰富，很实干。这次会议的结果：老费承诺回去马上抓落实，加快完善各项樱花节的准备工作；区旅游局等组织材料上报市主管部门。讲这个故事想表达的是：基层第一线才最具有创造力，他们想做的东西往往也更具有生命力。领导机关的人不要整天关在办公室、会议室里拍脑袋搞发明，而是要善于发现第一线在实践中的创新创造，并且支持、总结和推广这些符合发展方向的群众的发明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当时老费带着团队主动提出要搞樱花节，那“上海樱花节”的历史自然就要重写了。

人物之二：吕民元，时任宝山区委书记。当区旅游局、顾村公园等信心满满地筹备樱花节时，不料马上就碰到了两个困惑：一是请示报上去后没有被批准，理由很充分：当年正值第21届上海桃花节，这个节开始叫“南汇桃花节”，办了7—8年后效果不错，才升格为“上海桃花节”，你们一上来就叫“上海樱花节”，也不知道能否办好，万一不行怎么办？开始就吃了一个“闭门羹”，二是区政府常务会听取旅游局汇报时，各种不同意见也随之而出：如“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上海办是否合适？”、“这种活动属涉日问题、涉及钓鱼岛问题”、“上海樱花节不能区里自己叫，是需要市里批的”等等。对筹备团队来讲，的确有点措手不及、进退两难，有些同志也想打“退堂鼓”了。
顾村公园本来的规划是外环绿带中的一部分，吕书记到宝山工作后，发现作为重化工业基地的宝山区，产业转型首先要环境改善先行。于是，将绿带又扩展建设成当时上海最大的郊野公园。2011年时已初具规模，这时他又考虑怎么使顾村公园能吸引更多的上海市民，让他们分享和感受这里的生态之美。而且，种植成规模的樱花也是他提出来的。当我们向他汇报要举办“上海樱花节”时，吕书记非常支持。所以遇到“出师不利”时，书记鼓励我们不要气馁，坚持再做工作，争取把这件事办成。他还亲自出马，主动向市领导汇报，组织统筹区各部门力量，全力做好“上海樱花节”的各项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针对所谓“涉日问题”等疑虑，对樱花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发现樱花的原产地其实是在中国的青藏高原一带，以后逐步扩散到内地，在盛唐时期又东渡日本。日本作为岛国民族，其悲情文化特点与樱花的特色十分吻合。一般植物的花是在枯萎后谢落的，而樱花则是在它盛开时谢落的，并撒下一片非常美丽的“樱花雨”。日本人特别钟情樱花的这种意境，认为“人生也应该在最好的时候谢幕”。所以，樱花传到日本后，日本人又嫁接培育了数百个品种。另外，日本曾在1911年赠送给美国首都一千多棵樱花树，百年来，一到春天就会有无数美国人涌到华盛顿欣赏樱花盛景。历史上好像也没听说因珍珠港事件把这些樱花拔掉或不到华盛顿赏樱了。所以，种樱花也罢，办樱花节也罢，都是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大可不必戴帽自扰。

人物之三：赵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虽然有区主要领导支持，对回应办樱花节的质疑也有了“理论依据”，但毕竟举办的是“上海樱花节”，还得有市层面的肯定支持才行。说来也巧，分管旅游的赵雯副市长刚好到区里调研，在陪同她考察炮台湾湿地公园时，我试探地问：赵市长，顾村公园现在有上海规模最大的樱花种植地，区里想借此举办“上海樱花节”。没想到赵市长二话没说，“好啊，我支持，樱花节开幕式我参加”。喜从天降，我立即把市长的表态向吕书记作了汇报，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我们的信心和干劲更足了。赵市长在推动上海旅游工作，包括我们发展邮轮产业等方面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而且抓得紧、抓得实，快人快语、说到做到。虽然十几年过去了，每当提起“上海樱花节”，我对这位领导当年的鼎力支持一直深怀敬意和感激。

人物之四：黄永康，时任市政府办公厅联络处处长。当“上海樱花节”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区政府邀请赵雯副市长参加开幕式的请示也送到了市政府办公厅联络处，永康处长是我在办公厅的老同事，专门负责市领导活动安排等工作，协调能力强、非常有经验。他看了我们的请示件后，跟吕书记和我商量，说直接报给赵市长当然没有问题，但总觉得缺点什么，毕竟是“上海樱花节”的活动，如果请市主管部门也出个意见，程序上就更加规范周全。我们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黄处长又将请示转给市主管部门，并告之市长将出席，请他们签个意见。黄处长这一招十分巧妙：市主管部门见市长要参加，区里也做了充分准备，哪有不同意之理呢？于是，“上海樱花节”既有了市领导出席的“背书”，又有了市主管部门的书面认可。这“临门一脚”踢的漂亮，把原先“不可能”的事终于变成了“可能”。

2011年3月15日，首届“上海樱花节”在顾村公园隆重举行，一个月内游客竟达70万人次，超过了上海春季所有花展人数之和。一时间在上海引起了轰动，“上海樱花节”也上了当月腾讯的“热搜”。
“上海樱花节”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上述几位“有功之臣”，当然也少不了更多人的默默奉献；如区旅游局长阎丽伦、商务委主任丁顺强、绿化局长杨辛、顾村公园现场负责人张忠等一大批同志。他们都是“上海樱花节”的“幕后英雄”。

从那以后，“上海樱花节”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各种配套也不断完善，活动也日益丰富，到2019年第九届时，一个月内的游客竟达165万人次。现在，樱花树的种植面积已扩大到1500余亩、16000余株，品种也达110种，成为名副其实的樱花世界。
其实，当年我们执意要办“上海樱花节”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那就是想把它作为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一个标志，通过“上海樱花节”，让人们对宝山的印象“从钢花到樱花”。当市民来到天蓝地绿水清花艳的顾村公园，过去那种“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的印象就会荡然无存。

如今，文中的几位当事人都退出了工作岗位，讲述故事的目的并非“评功摆好”，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已毫无意义。只是这一代人对工作、对事业的执着、创新、担当和智慧，应该成为一种值得传承的宝贵财富，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尤其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一切困难、挑战和压力，更需要有昂扬进取、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的精神。

衷心祝“上海樱花节”越办越好，让樱花成为老工业基地华丽转型的报春花！

作者：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编辑：詹晓东

审核：夏 雨（原上海市宝山区副区长，现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院长）